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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國家譜文化》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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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近十年來,江南一帶,許多家族重新注意到自己的家譜;尤其蘇常二府,也就是今天蘇州市、常州市、無錫各地,已經出現相當多的族譜重修,或者有類似的講述自己家族的過去歷史的著作。常州市譜牒文化研究會朱君炳國會長等鄉長們提倡譜學,編成本書;六十多年來,在所謂去“四舊”的風氣之下,譜學淪喪;現在有此復活,倒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。

  譜系之學是歷史學的一部分。無論中外,都有一個時期,世族都要追溯自己的過去,留下記錄。中國的譜系之學可追溯到《世本》,乃是先秦時代的作品,今天還有傳留。《世本》交代的乃是各時代的帝王和貴族的家世,其中夾雜了神話傳說與許多的攀附。這種現象在世界別處,也一樣可見:例如,基督教《圣經》的舊約,就有一代代名字的傳留,其可靠程度也很難說。

  中國《二十四史》中的紀、傳、表、志,列傳與世家都往往將同一家族的名人放在一起,也敘述他們的家族歷史。東漢以后,大姓豪族逐漸興起,中國經過一段高門大姓與寒族庶民之間的階級落差。在這一個時期,有地方大姓的歷史,也有某一個大姓傳世的記錄。這些著作大多失傳,但在《三國志》的注中,頗能找到一些書名。南北朝時代,北方大族聚族而居,南方大族聚族遷移;宗族成為生活共同體,辨別姓氏,遂為大事。隋唐時代,大族還是社會上的主宰階級,所以,在典籍方面,有《氏族志》、《元和姓纂》這一類的書籍傳世?!缎绿茣分幸舶ㄔ紫嗍老当?。殘唐五代以后,不再有過去那樣的大族。

  從北宋開始,許多地方,尤其南方,有若干地方性的大族出現;他們人數不能和過去所謂大族相比,延續的時間,也不會很長;然而,他們在地方上不僅是一群精英,主持地方社區的事務,也組織地方自衛的能力;而且他們開始置辦族產,將家族作為一個共同體,維持家族成員的基本福利。這些社區和生活的共同體,從宋代延續到明清,乃是國家穩定的力量,儼然是官方與民間、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聯系點。同時也是地方民間,抵制官方和中央的基礎。

  北宋時今天所謂的家譜還十分罕見。王安石撰寫的《許氏世系敘》,只是一篇文章,卻可以說是后世家譜的雛型,也是至今傳世較早的譜系。宋代以后,地方志逐漸出現,成為地方史的基本材料,其中,往往對地方大姓有相當的陳敘。今天所謂的家譜和族譜是在宋以后逐漸盛行,可是,傳世的版本難得早于明代。

  南宋以后,江南地帶成為中國的精華地區,以至于今。蘇常二府是太湖流域的核心,明清二代,蘇常科舉出身的文人特多,他們詩禮傳家,在政府服務,也在地方發揮領導的功能。這些人的家族,在江南一帶,成為縉紳階層的骨干。雖然各族之間輪流更替,蔚為地方領導分子;但是,很少有同一個家族長久不衰,延續五、六代。這些家族的族譜,分別記錄家系傳承,加上個人的成就和貢獻,合在一起,單以家譜作為史料,就頗可歸納成為地方歷史,甚至于成為中國的社會史與文化史資料。

  今天傳世的江南家譜,大概較少早于乾嘉時期;其中原因,可能是因為乾嘉以后,江南的縉紳社會才完全成熟。太平天國據有南方,江南吃虧甚大,縉紳階級受到的沖擊尤其嚴重。在大難之后,江南重新安定繁榮,許多家譜是在清朝末年才得以重新編撰。民國時期,經歷抗戰和內亂,家譜之學依然興盛,續修的家譜也不少。1950年以后,社會經過巨大改變,家譜之學更是一時的忌諱,不僅沒有重修的可能,能夠保留原來的版本就已經難得了。我家的家譜,也幾乎失落;在大陸重新開放以后,才搜集到幾乎完全流失的家譜原書。當然,許多家族在這六十年來流散各地,例如,我們自己許家,只有一支還留在老家,而老家的故宅,雖然指定為歷史文物,照舊被拆,改建為官方之用。我們手上僅有的一本家譜,現在是用影印的方式,每房各存一份。

  此時此際,世界在改變,中國也在改變。江南大姓要回復當年的地方功能,恐怕已經不可能。只是,各家子孫都在盡力,重新整理過去的資料,至少恢復一些家世傳承的記錄。這些譜系數據,仍舊可以作為慎終追遠、敦親睦誼的基本信息,使得同族的子弟,還可以彼此聯絡,不忘血肉相連的關系。我家在祖父以下,各房兄弟姊妹,雖然很多已經不在家鄉,我們還是不愿意忘記故鄉的老根,每隔二、三年,我們會有一次家庭聚會,到現在由父母這一代以下,四代傳承,已經有一百多人,每次聚會時人數總有七、八十人之多。

  蘇常二府的譜系,經過常州市譜牒文化研究會朱君炳國會長等許多有心人的努力,正在重新整理。這是好事情;對我這樣學歷史的人,遇到這種史料,對于研究歷史更有所依據。同時,經過各姓譜系的交叉,我們也可以發現,居然某某人是我們自己的同族或姻親,見面就會更多一份親切感。今天的世界,各種群體正在解散之中,在茫茫人海中,個人都不免有失落和寂寞之感。如果有這些重新接合個人的數據,也許也是社會重組的基礎。是為之序!

  許倬云于美國匹茲堡大學

  2013年5月2日

  許倬云(Cho-yun Hsu),江蘇無錫人,1930年7月生,求學于臺灣和美國,1962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。先后執教于臺灣、美國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學,2000年10月被南京大學、東南大學授予名譽教授,現為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系榮休講座教授、臺灣“中央研究院”院士。學貫中西,善于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,研究領域主要在中國文化史、社會經濟史和中國上古史。代表著作包括《中國古代社會史論》、《漢代農業》、《西周史》、《萬古江河》等。